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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汉代时出现了一种特殊铜镜——透光镜。

    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在将光源对准铜镜正面时，它反射出的映像是铜镜背部的花纹和铭文，而不是纯粹的“光的反射”。

    倒映出来的结果仿佛是光源从背后穿过了“镂空”的铜镜一般，极具神秘色彩。

    在光学和力学原理尚未被发现，或者说尚未成为体系知识流传时，这种镜子堪称物理学上的奇迹。

    可惜的是，“透光镜”的制造技术在宋代就已经失传了。即使在宋代之后再过一千年也无法复制。

    大人物视察博物馆时还曾询问透光镜原理，然而当时的专家并没研究清楚，自然无法做出解释。

    倒是沈括曾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有所暗示：“以谓铸时薄处先冷，唯背文上差厚，后冷而铜缩多。”

    意思是铜镜中有铭文的地方厚一些，冷却得慢，铜收缩得多一些；别的地方冷却得快，铜收缩得就会少一些。

    后世专家们得到启示，经过研究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：铜镜透光是因为表面厚薄分布不均，但是这种不均的差异只有几微米，并非能肉眼可见。而且这种特殊的形变并非纯天然，与工匠打磨的方式也有关。

    但显然，那种打磨方式已经失传了。

    古代无论哪一种铜镜，新铸成时镜面并无光泽，需要经过一种叫“玄锡”或“水银沁”的“磨镜药”（汞，钾、钙等混合制成的金属粉末）研磨抛光后才能正常使用。

    用一块白毡蘸上“磨镜药”，将其涂抹在镜面并反复磨擦，之后便成了光亮可鉴的镜面，方可照人。

    玻璃镜子用脏了随便擦一擦就可以恢复原样，但铜镜用得时间长了会生锈发污，用布是擦不干净的。

    所以古代有一种专门的职业——磨镜匠，就是给镜面再涂上一些“磨镜药”，稍加擦拭就可以光亮如新。

    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有句——“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。

    徐孺就是徐稚，东汉名士，幼时家境贫穷，从事过磨镜的行当。

    早前磨镜所需的材料，铅、锡、汞等等并不是寻常之物，但却是道长方士们炼丹用的最基本的原料。

    于是炼丹方士们往往会兼职做磨镜的活儿。

    比如，南北朝的《上清明鉴要经》记载——

    “昔有摩镜道士，游行民间，赁为百姓摩镜，镜无大小，财费六七钱耳。不以他物摩也，唯以药涂面拭之，而镜光明不常有。”

    这是有记录的古代最早的磨镜方法。

    唐传奇《聂隐娘》中就有一位“磨镜少年”。

    “忽值磨镜少年及门。女曰‘此人可与我为夫’。白父，父不敢不从，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镜，余无他能。”

    这位忽然冒出来的“余无他能”，只会磨镜的少年，竟能被聂隐娘点招为夫。这一情节初看来不可思议，但在当时却合情合理。

    因为磨镜本就是一项绝技，自古以来就几乎只在道士方士们之间流传。

    比如唐朝诗人刘得仁在《赠道人》中写道：“长安城中无定业，卖丹磨镜两途贫。”

    可见兜售丹药的道人也顺便磨镜。

    所以，《聂隐娘》中的那位“磨镜少年”，隐藏身份很可能就是修道之人。

    原剧情中，聂隐娘师徒杀人之后，常用一种神奇的药水将尸体溶解，能做到“毛发不存”。那种秘药说不准就是“磨镜少年”提供的。

    道士与磨镜客二者重叠，更典型的例子当是吕洞宾。

    《唐才子传·吕岩》记载：“……又尝负局奁于市，为贾尚书淬古镜，归忽不见。留诗云：‘袖里青蛇凌白日，洞中仙果艳长春。须知物外餐霞客，不是尘中磨镜人。’”

    道士们之所以磨镜，除了赚点钱外，更重要的是以之修道。

    《侍帝晨东华上佐司命杨君传记》中，九华真妃有云：“眼者，身之镜，耳者，体之牖，视多则镜昏，听众则腑暗。妾有磨镜之石，决腑之术，即能彻洞万灵吵察绝响可乎？”

    这就把修道与磨镜联系了起来。

    九华真妃认为如果外界纷繁复杂的干扰太多，会影响人的认识，而通过“磨镜之石”的磨治修炼，能使人明察一切，体悟真道。

    修道如同磨镜。镜的制造过程是炼，与道的修炼过程是一样的，故而在道教经典中，以磨镜喻修道的例子较为常见。

    直到北宋以后，磨镜法才渐渐摆脱道士的垄断，进入大众视野。

    《梦粱录》即载有：“修磨刀剪、磨镜，时时有盘街者，便可唤之。”

    明代流行有诗句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宝镜绰约映春风。难见庐山真面目，拨雾还赖老磨工。”

    刘伯温在《多能鄙事》中记载有三个磨镜药的配方。其中一方所需材料分别有“白矾（六钱）、水银（一钱）、白铁（即锡，一钱）、鹿角灰（一钱）”。

    做法是“将白铁为砂子，用水银研如泥，淘洗白净，入鹿角灰及矾，研极细始可用。如色青，再洗令白”。

    用锡作为研磨剂中的研磨粒；白矾、水银作为研磨剂的材料，再加上一定量的鹿角灰调匀就是一副上好的研磨剂了。

    最后再使用光亮剂对镜面进行抛光，“顶骨（烧灰）、白矾（枯）、银母砂各等分，为细未和匀”。铜镜如此处理一次至少可用半年之久。

    铜镜的效果并不比玻璃镜差多少，“鬓眉微毫可得而察”。

    可是铜镜毕竟是昂贵之物，一般小户人家哪里用得起。

    玻璃镜可以先作为奢侈物推销，等市场差不多饱和后，工场里量产的水平应该也提升上去了，足够进入寻常百姓家。

    作为替代窗户纸的平板玻璃同理。

    此外还能开发各种新奇的玻璃产品——

    比如玻璃瓶子。里面装上汾酒，加个高档盒子好好包装一下，绝对高大上。走亲访友佳节馈赠，拿出去倍儿有面子。

    近视镜和老花镜销路也广；附近炼铁的多，墨镜也有需求；还有望远镜等等。

    暖水壶有些难度，李自成没空指导他们。②宋朝就有暖水壶，可能是用玻璃涂银做，后来应该失传了。

    当前李自成虽然抽的商税不少，但多数商人还算拥护革命军。因为李自成不光给他们提供了发财门路，而且在他治下，商人不再是贱人，地位高。

    还有，修桥铺路改善交通；整治营商环境；清理街面卫生；低息贷款扶持；纳税人子弟免费读书，还有纳税大户参政议政等等措施，让众商人心服口服。

    现在的商业极幼稚，李自成随便传授点理论都够他们吃一辈子。很多商人连动态定价法都玩不转，更不知道锚定定价、成本定价、竞争定价等等概念。

    还有，取缔牙行。

    牙行就是中间商，堪称无本万利。

    在明代商业社会，领取官府牙帖的牙人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垄断性。他们能依仗的，就是张盖着户部大印的牙帖，靠得就是这张虎皮吃了卖家吃买家。

    行商千辛万苦将货物运到当地，并不能自由发卖和采购。一买一卖，中间都要受制于牙行。

    牙行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，一进一出坐收厚利不算，而且对销货的事情并不热心，往往闹得行商的货物一年二年的都销不完。

    若货物是一坨铁疙瘩还罢了，若是吃的呢，多放段时间可就完蛋了。

    因为有仓库租金，反正牙行不卖货仍然有收入。

    从牙人手里结款更是难上加难。

    这是个很大的商业弊端。

    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看来收益很小，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？

    实际上是朝廷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，无法从中获得利益，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。

    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。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，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：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，简化管理。

    至于它所导致的结果，国家应有的巨大财源在变相包税制下反而年年减少，甚至亏损。

    总说大明的税轻，其实商人的负担并不轻。钱都去了哪？大多花费是消耗在各种“明规则”和“潜规则”上了。

    革命军抽的税明面上看着是重很多，实际上就是把某些“潜规则”明规化，做到征税有法可依，减少那种灰色领域。

    而且他们若用农工商钱庄发行的纸钞交税，也免去了火耗陋规。

    “火耗”制度起于明万历年间。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会有一些损耗，因此在征税时就会提前多征一部分。

    各地加征额度没有定规，加正税的百分之十已经足够多了，可有些黑心官会弄到高达百分之四五十。

    多出来的自然被层层贪污了。

    用一个笑话打比方——

    巡抚去京城开会，会议上三令五申强调：除了朝廷规定的款项，各省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！

    巡抚回省给一众知府们传达朝廷精神：除了朝廷和省里的款项，各府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！

    知府再给所有知县传达朝廷和省里的精神：除了朝廷和省里的、府里的款项，各县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！

    知县再回去传达给乡镇：除了朝廷和省里的、府里的、县里的款项，各乡镇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！

    乡镇又回去给里长传达：除了朝廷和省里的、府里的、县里的、乡里的款项，各里坊不许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！

    里长继续传达给村长……

    “火耗”一项每年就有四五百万两银子，九成进了私人腰包。

    银子融化有损失，粮食运输也有损失，都要有额外加派。

    比如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库吧，挑不来怎么办呢？里甲派人征收，派人就要额外的费用，帮你运输又要费用。县太爷还得往府里送，府里送省里……这一层层送上去，要运费，要人力，仓储要有损耗，相关费用统统加派到纳税人头上。

    再比如“淋尖”、“踢斛”。

    加派的办法有很多种，用大斛征收，小斛发放那是作奸犯科，不是加派。

    征粮的时候，正常情况粮食倒进斛斗和口沿平齐就够了。可是实际上不行。你得继续往斛里倒粮食，直到上面堆成尖尖才算，这叫“淋尖”。

    “淋尖”的前后还有“踢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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